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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商界神话的缔造者 ——孙秀三

时间:2017-10-30 16:20:26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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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秀三

  长春的发展史其实就一部移民史,谈到长春的移民,就必须谈到直隶乐亭人。长春是乐亭县人的最大聚焦地之一,他们曾在这里创造了“益发合”商业神话,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一百多年清代的长春历史上,到处都有乐亭人的身影,直到今天,乐亭人和他们的后代,仍然为长春的繁荣与发达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书写几位历史上的乐亭人,通过他们的经历来展示长春的发展史,以及乐亭人为这座城市所做的贡献。

  长春晚报记者 谷迪 通讯员 杨洪友

  在同治和清光绪年间,特别是民国时期,乐亭人几乎垄断了长春商业领域,据说三分商业,以“京东第一家”刘家为代表的呔帮要占二分。呔商之中,益发合又是其中的代表商号,而要谈到益发合,就必须要谈到孙秀三。

  书写了影视剧式的商业传奇

  孙秀三,名大有,《呔商之路》一书记载他是乐亭县汤家河镇孙家庄,出生于光绪八年(1882),但根据长春档案馆所存的二道沟商会会员表所记载的年纪推算,孙秀三应该是出生于1880年。他的人生经历和商业成就,足可以写成一部励志长篇电视剧,其许多故事和如今火爆于荧屏的晚清和民国题材的商业影视作品的桥段非常相似。13岁便离开家前往东北,最初是在现德惠一带的代理店做学徒,被来此办事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发现并加以赏识,于是带回益发合,作为人才进行培养。孙秀三因为其商业上的天赋和勤奋好学,在25岁的时候就成为益发钱庄的执事人,孙秀三进行了全方向的改革,如在各地设置办事处,增加经营项目,从事东北流行的金票、卢布、大小洋等钱钞的汇兑,甚至在黑龙江开设金炉。从此,益发钱庄生意兴隆,不断盈利,最后竟然成了益发合的支柱。

  20世纪初,中东铁路特别是吉长铁路的建造冲击了马车运输业,益发合的掌门人韩杏林未及时适应这一社会潮流,而使益发合大车店亏损;他的“交官穷、交客富”的理念,以及落后的经营方式,也对商号发展带来制约。益发合又是倴城德发合——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分合两家合作开设的分号,那么益发钱庄又是益发合的分号,这样算下来,它是京东刘家的第四级组织了,其大量利润要被上面几层掌柜层层分劈,这让当时的掌门人刘毅侯以及孙秀三等人很不开心。

  1917年秋,韩杏林想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补贴大车店,以便继续贩运粮食,但这一要求被孙秀三等人拒绝,于是双方矛盾激化。韩杏林和总管傅春礼向刘家提出辞职作为要挟,在这种有你没我的情况下,总掌柜都提出了辞职,孙秀三也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刘家,早就想从泰发合和东发合手中,收回益发钱庄进行直营,而且也对孙秀三的才能极为重视。在此情况下,经过多方分析,刘家借机同意韩杏林的辞职要求,任命孙秀三为益发合总经理。据说到刘家向韩杏林通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吃饭,震惊之下,饭碗都掉到了地上。这一年孙秀三才37岁,就成为庞大的益发和产业的掌握人,这在长春轰动一时,称为“孙秀三闹革命”。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后,即以全新的经营思想管理和发展益发合企业,他积极扩大社会圈子,交结官府,寻求庇护和商机;同时加强商号管理,不再固守非昌黎、乐亭、滦县人不用的观念,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雇过日本人作为店员。在内部纪律上,也是规定众多,如要求店员不许留分头,不许纳妾,不许抽大烟,不许开分号等等,如果违反,立即开除。孙秀三曾开除过3名他最为知近的人,其中就有他的二姑爷高新民,原因是私下回家过年。

  在经营手法上,孙秀三先后建立和扩大了益发合百货店、东发合百货店、东发合茶庄,并在各地又建立了分店和分庄,奠定了益发合在东北民营资本中的领军地位。同时他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进军实业,将目光放到原材料充足、市场需要量大的面料加工和豆油加工上。1921年,孙秀三在长春开办了榨油厂;1924年,益发合建立了面粉厂、织布厂,其生产“龙马”面粉在东北有着巨大的影响。

  口碑极佳的长春商界领袖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商人们开始用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从此长春商会成为长春历史上一股最重要的势力,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到长春的社会活动和建设之中。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社会上层的构成,可分为军警绅商学五大界别,其中商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商人拿钱帮助官方解决各种问题。于是商会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商务总会总理(后来又称会长)必须是商界认可,在地方极有威望的人物。根据报纸和档案记载,孙秀三很早就在长春商会中任职。1925年,孙秀三更因为其“为人处事公正,不亢不卑”,众望所归,在这年的端午节前几天,被选为长春商会会长。此时孙秀三因为还有面粉加工厂位于头道沟,也就是满铁附属地内,他早就兼任头道沟商务分会副会长等多个职务。

  “长春本三省之咽喉,中外杂居,三路绾毂,交通便利”,在民国时期,已经成为吉林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商业繁荣,贸易兴盛,日俄势力盘踞,更是对商会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孙秀三当选后,很快就向商家和社会各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1926年8月,张作霖因为奉票贬值而发生的查抄天合盛商号事件,天合盛长春执事刘善庆与天合盛奉天执事人李墨轩、哈尔滨执事冯浚川等5人以违令倒把、扰乱金融为名予以枪决。这让长春“大小钱商非常惊恐,及至闻耗枪毙,则恐惧益甚”;如遇奉票交易,更不知如何应对。在此情况下,在孙秀三积极与奉天联系,在长春财神庙成立了金融维持会,尊奉天金融维持为总会,制订十条制度,对各银号的交易,特别是涉及到奉票作了严格规定。比如,规定“城、埠、附属地三处”“必我华商均不准有奉票捣把之事”;附属地商家有“以奉票捣把之事”,如不服从管理,众商将与其“断绝交易”。随后,“为维持金融”,孙秀三又在“财神庙南院楼上设立金融市场”,并于1927年1月开市,并发布七条规约,对金融交易出行的种种限制,比如为防止投机行为,各商买卖钞洋各币,“不准空盘交易”。这一金融交易市场,也就是后来常见报端的长春“钱钞交易所”,它应该是长春人自由创办的第一个货币交易场所,虽然不正规,开市之后,“营业甚盛”,虽然在后期仍存着“买空卖空之事实”,但在当时,对于促进长春金融业复苏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张作霖对银号的处理,益发钱庄也受到影响。本来益发钱庄存在着投机倒把的性质,天合盛事件让孙秀三既看危机,也看到商机,1926年以前,长春的私人银号中,天合盛要超过益发合,最有实力和影响。天合盛事件之后,益发钱庄由此变得“首屈一指,占重要地位”,孙秀三又借机开设了益发银行。从此,在巨大商业资本的支持下,益发合的粮食转运贸易、面粉和豆油加工等实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益发合最终称雄于长春。

  作为商会会长,除了与商业有关的事情,孙秀三每天还要处理修桥、路灯、清洁公司建厕所等事关民生的事情,都非常圆满。长春的“商家咸有得人之颂”,媒体也评论他“评事、处事,公正无私,素孚众望云”。1927年6月28日,长春商会举行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到会者为320人,从中选出49名董事,再从董事中选举出会长。这一天,长春县署、长春警察厅、审判厅、检察厅以及各方代表都到现场进行了监督,其重要性,已可概见。根据报纸记载,这次选举中,有一位陶姓商人百般运作,甚至都疏通了警察厅等高层,但孙秀三得到了39票,再次以绝对的优势胜选连任。1929年,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长春商会改组为委员制,共“推定委员十三名”,会长改称为主席。在届期改选时,孙秀三再次当选连任。1931年3月28日,长春总商会改为“长春市商会”,下设木业、粮业、杂货商、染业等9个同业公会,孙秀三因为“素孚众望,再次被公举为主席。

  热心公益,“为时代所罕见”

  孙秀三对长春的贡献,商业成就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对长春的社会发展贡献。如果要写一部长春城市史,是一定要写孙秀三的。其中,就是他热心慈善、访贫问苦。当时长春地处中东、南满铁路交界,长春“流氓甲于他埠”。这些人无衣无食,饥寒交迫,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饿死冻死病死的贫民尸体随处可见。为了救济这些人,在清朝末年时,每到冬天,长春府就会“筹设粥厂,以资拯济”,这个粥厂就设在长春南关的关帝庙内。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起第二年至三月初一止,每早施粥一次,使大量贫民得以存活下来。长春的南关粥厂的经费开源,主要是从牛马税内提留出10%,但是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春天,牛马税归经征局征收了,长春知府没有权力再提留此项税,放粥款项没有着落,于是粥厂只能裁撤,结果“贫民冻饿致死者日四五人”,可谓是“惨伤心目”。在此情况下,长春商界出面,自己开办粥厂。

  南关粥厂是长春存在时间最长的粥厂,它从清末开始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成为流民和乞丐们的一个安身之所,担任南关粥厂经理的就是孙秀三。直到1931年仍在运行。后来,因为这一个粥厂并不够用,孙秀三又倡导在长春西关大佛寺再开一个粥厂。每到冬季,长春县知事(县长)就要催促孙秀三,其实孙秀三每都要都早早地筹措资金,以便按时开办,否则,那些“贫民、乞丐之无告者,终日不得一饱”,就将“流为俄莩”。

  1912年,民国刚刚建立,社会动荡,这一年,吉林省的夏涝十分严重,造成了粮米昂贵,这一年的饥民也就比往年要多。每天南关粥厂门外,都是拥挤不堪,贫民成群,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孙秀三又多方筹集资金,在长春西关大佛寺再设一处粥厂。在20年代初,他还被选为长春慈善会副会长,从事的工作,就是每至冬天,都要预备粥锅和衣服,还有募捐钱款,调查贫民之数目,为施舍衣食做好准备。有时官拨资金或募集的款项不足,他都要自掏腰包。以上种种行为,都可以体现孙秀三“素日热心公益,惜老怜贫”的美德。

  虽然长春商会会长的职位让孙秀三社会地位更高,事务更忙,但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上,他仍就保持本色,比如在1927年4月,与当时的吉长道尹孙其昌、警察厅长修长余、县长张晓筱、长春灯泡厂厂长金毓黼等官员和社会名流士绅,共同发起兴修般若寺活动。尤其是1927年年初,因暴雨成灾,河北、山东因发生饥荒,约30万难民涌入东北。这些人有的是坐火车,甚至步行,在4月初到达长春,然后再从这里转往哈尔滨。这些难年“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饥饿困苦,不堪言状”。他们到长春后,根本没有钱来买车票,于是孙秀三又与长春二道沟商会、直东同乡会联名禀请时任吉长道尹的孙其昌,请其与东省路、吉长路交涉、“要求多挂车辆,减免车价,并请赈款”,对那些步行露宿者,“设立粥厂或备房屋”。由于无钱购票的难民数量过于巨大,虽然哈尔滨商会包办了一部分,但还是剩四百余名,他们“蹲居数日,惨不忍赌”。于是,孙秀三又慷慨解囊,包下“火车五辆”即5节车厢,让难民们“尽行乘车北上”,对此举动,当时的报纸评论他说:“似此见义勇为,方今时代实所罕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辞去了已经担任6年的商会会长职务,以养病为名前往大连躲避,益发合总部也随之迁到该处,对于日伪强加给的“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也是加以推诿虚置,并不参与其中。包括益发合在内的私人企业和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改组,在此伪满政权之下努力生存发展。其中益发合因为经营策略的调整,每年仍就获得大笔利润。1945年2月,他病逝于大连,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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