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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那场沿铁路蔓延的鼠疫之祸

时间:2017-10-25 16:29:14  来源:长春日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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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宽城子车站内同时运营的宽轨火车和窄轨火车。  (图片由王新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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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铁路宽城子车站用地内生活的俄国移民。 (图片由王新英提供)

  本报记者 毕春慧

  对长春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经历过一场十分惨烈的鼠疫之祸,然而,这场灾祸发生的具体时间和详细情况却少有人知。长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科研处处长杨洪友长期致力于晚清时期长春历史研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寻。他告诉记者,1910年我国东北爆发了一场罕见的鼠疫,其传播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让人震惊。而长春作为“重灾区”之一,社会经济、人民生命财产等方面均遭受重创。而整个疫情的传播和加剧,与当时呈“丁”字形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有着莫大的关联。

  疯狂捕猎引发鼠疫流行

  提到鼠疫,一般人都以为其病源物为老鼠,但是1910年爆发的这场鼠疫却来源于另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这种动物主要生活在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中国东北干燥寒冷的草甸中。据杨洪友介绍,早在20世纪初,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市场需求激增,价格猛涨。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旱獭有一个特殊习性,就是一旦染上鼠疫,便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能够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猎捕。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一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还有一些新手无法分辨病獭,在剥皮或吃肉时就会感染鼠疫,由此导致鼠间疫病在人际传播。

  据杨洪友介绍,1909年9月,在俄国大乌拉站工棚内,有7名中国工人因感染鼠疫而暴毙,俄国人立即把其他华人驱逐回国,并把他们的棚屋、衣服和行李全部烧掉。回国的人中,有两个人于1910年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25日便由于疫发相继死亡。当时的苦力一般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和伙房内,当时天气较冷,门窗紧闭,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旦有人感染鼠疫,便会快速传播,所以与他们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全部染疫而亡。这种疾病极具传染性,“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以当时的治疗手段,根本无法应对,所以死亡率极高。

  鼠疫爆发后,“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很快从满洲里蔓延到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管辖)、长春等地,进而横扫东北,甚至传播到了关内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对疫情的传播规律,杨洪友总结说,从各地爆发时间先后看,明显呈现出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从流行方向和路线看,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流行,“凡延近铁路区城,逐渐波及”,离铁路越近,疫情越严重。其中“吉省尤首当其冲,故受患最烈”,而吉林省则“以哈埠、长春两处传染最剧。”

  长春因何成为“重灾区”

  日俄战争后,双方以长春为界划分势力范围,长春成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连接点,也成为东北重要的交通中枢和吉林省的经济中心。杨洪友认为,交通中枢的重要地位,是长春成为疫情“重灾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俄日两国为维护各自利益采取的措施,更使这场灾祸大大加剧。

  鼠疫爆发后,哈尔滨首先沦为重灾区。俄国人为了防止疫情北传,于是把散布在北满的中国苦工通过中东铁路免费搭运至长春的宽城子车站,然后一律遣散。同时,他们还制定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华工坐车章程》,限制华人乘车北上。据《盛京时报》记载,1910年12月15日,长春出现了第一个死亡病例,第二天,日本人的南满铁路公司害怕疫情向南蔓延,立即决定由长春南下的火车,“一律禁阻苦工乘载”。

  在当时的形势下,北满大批华工被运到长春,其中当然有已经感染但未发作者,而南满铁路又不搭载这些华工、苦力以及一般商贩,这就使数量众多的苦工、商贩以及吉长铁路筑路工人滞留长春。根据《盛京时报》记载,当时长春“所积客商”已有1200余人之多。从气候上讲,长春当时正值冬季,气候严寒,居民家中门窗紧闭,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全家数人共同睡在一个火炕之上,一般苦工和小商贩居住的伙房、旅店更是如此,这就造成了大量的交叉感染,由苦工和商贩再传染给伙计和掌柜,形成了一条“黑色死亡链”。俄国和日本为维护各自利益采取的各项措施,造成大量外埠人员滞留长春,这也是长春成为“重灾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惨烈疫情肆虐长春

  提到百年前这场肆虐长春的疫情,杨洪友用“惨烈”二字形容,他向记者介绍了详细经过。

  长春出现外来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病例约一个月后,即1911年1月,长春本地居民开始死亡。到17日,长春明确统计已经有130多人染疫,还有大量隐匿不报者。令人震惊的是,鼠疫也在驻防长春南岭的北洋陆军第三镇兵营中流传。该部于1908年春天到达长春,统制为曹锟,即后来的民国大总统。由于兵营人员密集,很容易成为疫情高发区,到12月25日前后,死亡人数已达270多人,以至于“满铁”不允许第三镇官兵搭乘火车。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春疫情快速泛滥。1911年2月至3月上旬是死亡高峰期,每天死亡者都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例如当时的警察三区(管辖范围大致为今东三马路、西三马路到伊通河之间的区域),巡警染疫毙命者达30多人,以至于往来行人都不从此处经过,这一带几乎看不到人。由于疫发时天寒地冻,导致大量尸体得不到及时埋葬,推放在荒郊野外,场面十分惨烈。

  长春城区疫情肆虐,周边乡镇灾情也十分严重。如长春城北30公里外的夏家屯村,居民共十余家,疫情爆发后竟无一人生存。卡伦镇从出现疫情开始约一个月内,死亡人数就达150多人。

  在这场鼠疫结束后,根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统计,长春府死亡5827人,所管辖的长岭、农安、德惠三县死亡858人,共计6685人。

  艰难的鼠疫防控战

  随着疫情在长春的爆发,吉林西南路兵备道道员李澍恩(试署,即在试用期内)担任长春防疫总指挥,他迅速采取措施,向吉林巡抚陈昭常请款2万吊,购买各种防疫药品,成立检疫队,查验城区感染者。同时,健全防疫机构,把防疫所改为防疫局。

  长春疫情爆发后,日本“满铁”随即设立隔离所,将来自疫区的人隔离检查7天,“查知无疾后即准坐车南下”。李澍恩也采取了隔离政策,在离城约5公里的地方建造了3处隔离所,将长春大北门、马号门一带及商埠地各处小店、伙房一律查封,将3000多人纳入隔离所。后来,李澍恩又下令关闭城内商店,并闭城门,断绝交通。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1911年1月中旬,长春城内每日死亡人数不下三四十人,自从断绝交通后,城内死亡人数立即下降,到1月底已无人员死亡。但是,关闭商店、断绝交通的措施受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吉林巡抚陈昭常为缓和矛盾,上奏将李澍恩“暂销试署”,调奉天知府孟宪彝代理西南路兵备道道员,负责防疫工作。

  1911年1月30日(正月初一),孟宪彝到任,第二天下午便把被李澍恩隔离的3000多人一律放出,还在数日后允许商家恢复营业,一时之间,大量城中商民开始歌诵孟宪彝的“功德”,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功德”是致命性的。据《盛京时报》记载,长春城内在正月初一已无人员死亡,可是隔离难民被释放后,疫情再次爆发,死亡人数剧增。该报对孟宪彝的过失大加指责。此时,孟宪彝根据东三省防疫总局的布置,实行了几条有效措施,再次遏制了疫情。

  一是复设隔离所。在汲取教训之后,孟宪彝下令恢复实行隔离措施,新建7处隔离所。由于交通断绝,店铺关闭,官方还设立贫民食宿所,为羁旅贫民提供食宿。

  二是实行火葬。火葬成为本次防疫最有力的措施之一。

  三是断绝交通。不让城内外人员自由流动,防止疫情传播。

  四是采取新式消毒法。专门向驻长日本防疫部门聘请医生和消毒员,让中国消毒队向其学习新式消毒法。此前发生疫情的房屋一般都采取火烧处理,改为消毒,既保护了人民财产,又有效地遏制了疫情。

  五是中日俄三方联合防疫。日俄两国在长春都有大量人口,也有各自的利益,因此都很重视防疫工作。1911年春节后,中日俄召开“中外防疫会议”,并决定每周三开会,共商防疫事宜。这对于通报信息、交流经验、制定措施、协调行动,最终取得防疫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长春此次防疫工作历时近4个月,调动官役医生数百人,同时还获得巡警、驻南岭北洋陆军的配合,可谓齐心协力。防疫初期,由于医学知识缺失,防护意识不足,医护人员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后期由于措施得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1911年3月底撤销防疫局,防疫工作结束。

  长春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创

  1910年爆发的这场鼠疫,导致东北地区死亡6万余人,其中长春死亡6000余人。杨洪友认为,疫情还对长春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重地方财政负担。疫情爆发后,李澍恩和孟宪彝多次向吉林巡抚请款,用于防疫。根据《盛京时报》记载,长春防疫工作共收到白银26万余两,其中政府拨款20余万两。当时,长春所辖土地为蒙古王公私产,长春府无权收税,财政收入只能依赖于牛马、粮食交易等商业税收,地方财政一直非常拮据。在防疫工作消耗大量金钱的同时,鼠疫导致的商业凋敝也使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这对于财政捉襟见肘的长春来说压力巨大,也由此影响了长春经济的发展。

  二是金融交易一度停顿。当时的长春是东北商业中心,多种货币流行,包括官帖、羌洋、日本金票等等,在长春有很多从事货币兑换的商家。当时的省会吉林,以及哈尔滨等地,都以长春的汇率作为参考。疫情爆发后,货币兑换停止,商品交易无法进行,也大大影响了吉林省的商业贸易。

  三是粮食贸易基本停顿。长春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连接点,周边地区盛产粮食,以粮食交易为支撑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疫情爆发的时段,正是大宗秋粮上市交易的时间,可是受疫情影响,“各商皆无心采买,兼之防疫十分严厉,断绝交通,是以四乡粮车无一进城”,长春粮食贸易基本停顿。

  四是城市商业陷入萧条。出于防疫目的,商人闭市,进而引发大量店铺倒闭,商业十分萧条。疫情渐消时,很多商铺仍旧关闭,外地之人少有进城者,城市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毫无起色。

  五是群众生活压力巨大。鼠疫的大规模流行,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慌,当时店铺关门,学校停课,娱乐场所也被关闭,特别是断绝交通后,“城中景象之凄凉,实有不堪目观者”。在粮食交易停止后,城内一度米珠薪桂,在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粮价之前,平民生活苦不堪言。历经生死考验的长春人在开放交通后如获新生,“各商民相逢于道,彼此莫不庆贺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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